2007年9月初，深圳，汇丰银行正在向交通银行（下称“交行”）问询数据中心迁移的事宜，虽然交行是中国第五大国有股份制银行，但相较于成立于1865年、如今世界上最大的跨国银行之一的汇丰，毕竟各方面经验尚浅，况且当初交行引进汇丰作为其战略投资者的举动被外界看成是“取经”，如今何以能向汇丰传授经验？当汇丰银行决定将其20多年前在香港九龙建立的数据中心迁移到将军澳时，这项要慎之又慎的重大举措显然需要有经验者的指点。而在2006年2月3日，交行将其位于上海陆家嘴总部的数据中心成功迁移至张江园区。与其2002年启动的历时4年的数据大集中项目相比，这次并没有引来媒体的关注，然而如此大规模的数据迁移在中国甚至世界的银行界都屈指可数。
　　
　　由于数据中心迁移涉及到海量的重要数据，以及对业务中断时间的严苛要求，绝大多数企业倾向求助于集成商，然而某集成商6000万元人民币的报价让交行选择了自力更生。“注意文档的整合；目前存储系统相对独立；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人员行动的指南；应该对文件的大小和数据库的记录做一个对比验证⋯⋯”当高军这位交行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和他的同事们向汇丰面授机宜，帮忙检查数据中心迁移的步骤时，这一条条看似冰冷枯燥的建议背后则是他们一次次尝试和努力，这是一群在数据中心迁移方面没有任何经验的年轻人。“一定要注意，测试阶段要把分行的网点集中到新的数据中心进行网络压力验证。”说到这里时，高军不由想起正式迁移那天出的那个小岔子。从门外汉到指点汇丰，高军向《CIOINSIGHT》讲述了其间的故事。
　　     
无法完成的任务
　　
　　“最后的迁移时间还是定在2月初吧。”当交行首席信息官、迁移小组组长侯维栋说出这句话时，高军和他的同事们一下子全蒙了。事实上，迁移的时间表一直在变化，从最初的2006年6月提前到4月，如今又变成了2月。而2005年11月，张江数据中心大楼才能交付，这意味着留给他们的时间从最初的8个月压缩到了3个月。在这3个月里，要从一根网线都没有的机房开始到迁移成功，期间还要包括迁移演练、装机设备、人员布置。就是普通人搬一个新家，从装修、收拾、买家具，再到最后完全搬进去，3个月都是极具挑战的时间。
　　
　　而最棘手的是，这是一支对于数据中心迁移没有任何经验的队伍，全权负责数据中心的高军（交行数据中心未设总经理一职）2005年才刚到交行总行。其实何止他们，如此大规模的数据迁移（包括交行中国业务的所有数据），在业界都极少见。当他们当场向侯维栋提出诸多困难时，语气温和的侯态度却非常坚决：“这些克服不了的困难，你们可以去想办法解决。”侯细细地从更宏观的角度，从业务发展的角度来解释这个时间表。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当时觉得 压力特别大。 ” 高军承认当初是百般不愿意， 但 也很清楚， 侯维栋给出的时间表则是基于对交 行业务的考虑。2002年交行启动了数据大集 中项目， 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总行数据中心的容量、 性能、 运行环境等限制， 已不能满足业务系统发展的需要。于是2004 年8月， 交行在上海张江园区的新数据中心破 土动工。2005年6月24日， 当交行完成对公业 务的数据集中后， 位于陆家嘴的总行数据中心 便开始捉襟见肘：从存储空间、 数据处理能力， 到机房的空调和电源都开始吃紧。何况按照计 划，2005年6月， 交行对私系统的一期就要推 广完毕，2005年9月18日， 对私系统二期要开 始逐个分行上线。
　　
　　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数据中心作为支撑平台，交行对私业务数据大集中的实现将很难想像，况且后面还有海外业务数据中心的迁移在等着。但这次迁移并非简单的物理迁移，新数据中心从网络结构、系统架构、防火墙的设置包括数据格式都不一样，一旦出现问题，对业务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3个月的时间到底是否可行，“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我们都是倒逼出来的。先把日子定了，再考虑可不可行……”高军说。
　　
　　“其实这不是蛮干，我为什么不说12月份或者1月份呢？”事后侯维栋私下里对高军说。曾是工商银行数据中心总经理的侯维栋有自己的经验和对尺度的把握，其实从今天来看，侯维栋将迁移时间安排在春节期间，这恰恰是对业务影响最小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