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常常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上世纪60年代出任肯尼迪的竞选顾问，以后又担任美国驻印度大使，是民主党的元老级人物之一，可算是美国乃至整个北美地区大大的闻人之一。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买他的账。加尔布雷斯毕业于加拿大一个很不知名的学院——安大略农学院，并获学士学位。许多年以后，安大略农学院升格成了圭尔夫大学。这时，加尔布雷斯已经驰名美国学术界和政坛，他的母校非常聪明地邀请加尔布雷斯回去接受第一个名誉学位。在典礼举行的前一天，加尔布雷斯在校园内遇到一位他上学时的教授——一位很有生气的农学家。这位农学家停下来，和加尔布雷斯握了握手说：“我从报纸上得知，加尔布雷斯，他们将授予你一个名誉学位。”加尔布雷斯对他鞠了个躬，表示承认。

　　这位农学家威胁性地摇了摇拐杖对他说：“要是按我的意思，他们该收回你已经获得的那个学士学位。”要按现在中国人看法，这位农学家实在是太不识趣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位农学家的表现，到是真正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人格，颇有些“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气概，值得赞扬。

　　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独立精神和人格并不容易保持，尤其是当自己处于追赶、学习状态时，就更是如此。鲁迅先生论汉唐风貌时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这样的评论，确实是一针见血。

　　当然，自“中国人站起来了”以后，我们的自信心和魄力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时至今日，在某些领域和某些人身上，面对发达国家的人和事时，一定程度上的不自信现象，仍然存在。比如，某家银行的CIO就非常自豪地谈到，他们银行的行长非常重视信息化，为了做好本行的信息化规划，专门请了某家知名IT供应商的国外专家来给银行高管培训，一小时收费1000美元。这确实是一个达到国际同等水平的收费，但能否达到或超过国际同等银行的信息化水平，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谈话，我们可以体察到，在这位CIO的潜意识里，国外专家是至高无上的；本行的信息化问题，有了这些国外专家，就万事大吉了。

　　还有一个现象，一些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在信息化取得阶段成果、召开某种形式的庆功会时，都要邀请IT供应商的高管，来对自己的项目进行肯定和赞扬。当然，这样的高管级别越高越好，从行业总监到大中华区CEO，如果是全球CEO，那是最有面子的了。这种会议，当然是有价值的，但也同样反映CIO和企业高管的或高或低程度的不自信。因为信息化不是为了IT供应商而进行的，信息化的目标是客户，而在这样的会议上，我们却很难找到客户的影子。

　　几年前，一家知名管理软件供应商的资深售前顾问到南方一家钢铁公司宣传自己企业软件的功能，讲到中间，就被这家钢铁企业的高管给赶了出来，因为这名售前对钢铁行业知识的了解太肤浅了。虽然后来这家钢铁企业还是选用了这家公司的软件，但那是在这家软件供应商重新做了巨大的努力之后。或许，当中国大多数CIO都具这样的精神和气度的时候，中国信息化的价值才能真正地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