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体制下，政府采用的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等级管理模式以及高高在上的管理方法。如今，这样的体制已经开始显现出问题。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的政府部门已经发生转变了，他们不再像原来那样强势，而使用了全新的、功能丰富的Web2.0架构，政府部门再也不用事事亲力亲为地实现其公共服务价值了。
　　
　　网络为大家提供了一种在任意社会公共机构、私人企业、社会团体和市民之间的协作机制，我们把这样的网络称之为“治理网络”，或者叫“G-Webs”。这些G-Webs可以提供或者组织一些一度只是由特定的公共组织或政府机构才能提供的服务，如此一来，G-Webs就为享受这些服务的人们创造了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服务模式，同时，这也使得政府的主人——市民有了更多的保证。
　　
　　G-Webs之所以能够运作起来是因为，大多数的组织很难去适应不断出现的挑战以及它们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举个例子，政府机构面临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这就要求他们和各种商业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之间展开密切的沟通和合作。
　　
　　创建G-Webs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有相当多的机构非常顽固，所以别指望几天之后就能看见某些实质性的改变。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有可能让整个社会改变对这种对新社会分工的看法。届时，政府会有这样的疑问：“怎样才能有效地从中区分出哪些是在为公共利益而服务？”
　　
　　CIOI:你的研究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
　　
　　AnthonyWilliams：从普通老百姓到领导层都非常渴望这种变革，他们希望有所改变，同时他们也对Web2.0技术兴奋无比。我们也惊喜地发现，大量的草根阶层做出了很多尝试性的努力，尤其是那些正在投身于公共服务事业的年轻人，正渴望着去做出一些改变，并且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推动这场变革的原动力。
　　
　　网络一代毕生都在和数字技术打交道，因此他们有这样的直觉，知道协作工具和流程如何使得组织更富有创新性、灵活性和责任感。据说，他们总是会失望地发现，他们平时在私人生活中习惯使用的一些应用程序和设备，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并不起作用。在一些案例中，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年轻的人已经开始运用博客、维基等网络工具，来建立一些他们自己的跨部门、跨组织的社区。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可这种新兴的网络。我们听到了大量的案例：高层管理者出于对数据安全、法律约束或者是对机密信息有可能泄露的担忧，撤销了许多有创意的，甚至已经在运行中的项目。如果政府希望改变他们在公众心目中异常顽固以及和时代脱节的看法，上述情况就必须得到改变。有创意的年轻人最终能有多少进入到政府部门工作，完全取决于这种改变。请介绍一下在G-Webs方面的案例。
　　
　　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前，媒体关于决策失误的负面报道让很多美国的领导者相信他们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合作、协调以及共享信息的扁平的智能社区组织架构。解决的方法是智能百科（Intellipedia）。这实质上相当于维基经济学的智能社区版，在这种模式下，联邦政府官员和政治分析员可以通过网络来共享信息并实施计划。
　　
　　大约有3.5万名联邦政府人员在为智能百科服务，每天都有大约4800条内容被修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政府通过协作技术的应用，汇集来自虚拟世界里专家们的智慧，从而迅速得出结论。
　　
　　政治百科（Politicopia）是另一个不错的例子，它证实了Web2.0技术是如何做到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并使得政策制定更加透明化。最初，政治百科本质上就是一个由犹他州的代表SteveUrquhart开发的虚拟市政厅会议。政治百科是在维基的基础上运行的，用户可以就国家立法机关近30个目前正在讨论的法案提出自己的意见。Urquhart的目标是给选民更多的政治权利，鼓励立法机关和选民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以便给州政府出更多的主意。
　　
　　CIOI:采用Web2.0技术是否需要思维模式的转变？
　　
　　AnthonyWilliams：最简单的回答是：大多数人对一个资源开放的政府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会有大量的反对意见存在。很明显，有相当比例的高端政府服务通常都是一种命令-控制的管理模式，短期内他们是不会改变这种工作习惯的。一些管理者，尤其是中层管理者害怕政府资源更多的开放和共享会影响到他们手中的权力。
　　
　　有很多人怀疑，市民究竟应该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市民是否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经验分析复杂的政治问题，从而在政策制定中提出宝贵的意见。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世纪初期，著名记者沃尔特?李普曼曾经就质疑过普通市民的政治能力，他把他们比喻为双耳失聪、坐在后排的观众。相反的，哲学家约翰?杜威对“建立在少数人利益上的管理”很不赞同，他同时也是更多人参与的政治模式和民主教育的拥护者。而这样的争论还在继续。
　　
　　而和一个世纪前不同的是，现在的市民用着前所未有的工具在进行人际交往。通过和志趣相投的人们建立联系，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组织。政客们同样也有工具。人们找不出放弃使用这些工具的理由，基础设施就摆在他们眼前。这是一个政治意向，这个意向是一种自发形成的资源开放、合作回馈，以及将意愿付诸实践的模式。与此同时，数字化交流减弱了地域的概念，增加了政策制定过程向全球公开分享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