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7：早春十年

　　1978年是中国的马年，万马奔腾齐迎春，接下来的10年间，整个中国大地始终洋溢着春天的景象，大河解冻，万物复苏。
　　
　　在这早春十年，诞生了中国IT产业和信息化建设。无数的第一次，每一个第一次的背后，都有一长串的或曲折、或悲伤、或喜悦、或遗憾的故事。有些故事的主人公已然作古，无法找到，有些故事的主人公却仍然活跃在30年后的今天。
　　
　　从信息化的视角回顾这早春十年，有太多事、太多人、太多瞬间，值得我们铭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激光汉字照排系统研制成功、第一套MRPII系统上线、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成立、863计划启动、移动电话开通、第一封电子邮件发出……
　　
　　但是，如果这些事、这些人、这些瞬间只能有一个被铭记，那么，这件事一定是改革开放，这个人一定是王选，这个瞬间一定是沈阳鼓风机厂第一台大型计算机安装调试完成的那一刻。

第一天：1978年12月18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一天让我们有机会赶上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全会作出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表面上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信息化乃至IT产业，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大会的内容也没有提到信息化建设。但是，当我们回顾过去30年间信息化建设所走过的历程，我们会毫无疑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才有了后续30年间信息化建设和IT产业的蓬勃发展。
　　
　　1978年前后，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将全世界各个区域市场之间的壁垒推倒，生产的国际合作、资金的跨国流动、商品的全球交换、制造的全球化，推动着各国利益相互渗透与相互融合。
　　
　　而当时的中国，高度集中且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崇尚创新与变革的信息技术革命所具有的弹性、灵活和变化，格格不入。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陶文钊曾经这样评价计划经济模式对信息技术发展的阻碍：“计划经济模式规避风险，不鼓励创新。计划经济体制在本性上就是一个摹仿型经济体制，即摹仿业已成熟的技术体系的经济体制，而非创新型经济体制。技术创新本身具有不可预见性，无法进行事先计划安排。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发明，从蒸汽机、电动机到电话、飞机，都不是事先计划的产物。技术创新在本质上具有风险性。计划经济的官僚式决策体制下，决策一般都是回避风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无疑为中国融入即将到来的信息技术革命所造就的全球化浪潮，铺平了道路。
　　
　　经济体制上的变化，让中国得以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同时，也为国内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大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从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先进技术服务部”成立，到四通、联想成立，再到MRPII在中国制造企业的普及，乃至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提出，所有这些中国信息化历史上标志性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各项决策，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推动。
　　
　　封建专制的清政府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没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幸运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让中国人第一次赶上了工业革命的班车——以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
　　
　　或许，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曾经的一段话，更能概括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为信息技术大发展所造就的机遇。他指出，计划经济模式对一、二次工业革命是有用的，是重工业模式，但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不好的。计划经济对钢铁、电力等重工业有利，但对以信息为基础的经济是灾难，因为信息循环很短，很多信息产品寿命只有一到两年，市场经济能对这种变化及时做出快速反应。